杨国英

企业推动人文社科研究，正在成为新的趋势？6月26日，研究机构罗汉堂在杭州成立。据悉，该机构由阿里巴巴倡议，全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领域的顶尖学者们共同发起，将一起研究与科技创新伴生的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等课题。

罗汉堂的新意在于，他是由著名企业推动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尤其是在研究领域上，明显超脱于一家企业通常的功利性考量。

事实上，企业推动科研，在国外不是新事物。从各种创业、创新项目的校企融合，到企业反哺高校前沿课题的研究，乃至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均是发达国家科研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公共、社会等领域，由企业推动的研究机构也不乏其例。

就当下而言，参照发达国家代表性企业发展的经验、逻辑，以及当下中国全面参与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的大背景，我国企业推动人文社科领域重要研究作为一种新生的现象，其出现其实是有必然性的。

总的来说，我国企业开始注重对前沿领域基础研究（部分或完全超脱于对经济效益的考量）的投入，在这背后，其实综合反映了企业创新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以及对企业经营基业长青、企业价值观有效传承的诉求。实际上，所有这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开始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并且迎接技术变革浪潮，均是很多企业需要面对的课题，也是我国新兴领域的企业与传统企业重要的区别所在。

首先，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相比狭义的科技创新研究、具体的技术攻坚，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涉足的领域。科技方面的研究机构，如阿里巴巴此前成立的达摩院，其成果对企业本身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深度，涉足社科领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更多则是社会性的，对企业本身的助益则是间接性的，它实际上更多包含着企业对自身外部价值最大化的深度思考。

其次，具体到当下，催生罗汉堂这种研究机构成立的最直接因素，显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必然产生的重构效应。正如阿里巴巴所声明的，作为一家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倾尽全力研究如何帮助社会适应科技进步并迎接随之而来的挑战。事实上，科技与社会，既是共生体又是矛盾体，科技的进步，必然会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全方位的解构和重构，包括社会组织结构、治理结构、社会群体的心理……

最后，企业能够做什么？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大企业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通过行业之一域，企业能真实体察和掌握社会经济运行的细部，就当下而言，时代性的企业不仅有原始素材和数据，而且也有契合时代需要的研究工具。而企业涉足社会科学领域，首先意味着会把这些资源和工具开放给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从而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在全球范围内，即便是在看起来较为冷门的公共领域，企业推动基础性研究的传统其实也早已形成，比如，日本有松下政经塾，但局限于私学阶段，美国福特公司也曾资助成立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单就模式而言，罗汉堂和阿里巴巴以及众多全球顶尖学者的紧密结合，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资助型研究的超脱，在企业原始资源的加持之下，前者的研究可能更富实效。

就时代性而言，与罗汉堂更有对比性的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社会科学领域的投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之所以从1936年起步，有着相当的时代必然性——这一个大萧条之后、二战前夕的时间节点，美国社会一方面经历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经济崩溃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危机。事实证明，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科学大发展的一段时期。而更多的历史也每每证明，对于如何应对技术革命的挑战，包括企业在内的全体经济社会参与者，都应有更充分的准备，科学进步的价值。

新技术必然是对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因此，企业推动人文社科研究，可能是未来几年将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趋势。对于我国来说，这种趋势更富新意，它由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力所激发，但更是一次企业社会价值理念的一次深度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