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国英

全球经济形势“新变”频频之下，近日，联合国发布了一份特殊的报告。

6月10日，联合国以全球直播的方式，发布《数字相互依存的时代——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报告》，该报告由马云与梅琳达·盖茨担任联合主席的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提出，被视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报告。

这份报告，是马云作为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近一年后，该小组抛出的第一份重磅报告。不过，该报告受到关注，还是因为其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指导意义，尤其要看到，在国际形势迎来历史性变化的当下，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正在成为最新、最大的变量。

之于联合国而言，在国际形势的“新变”之下，当下所要面对的，首先是一个全球治理思维更新、换代的新命题，因此，联合国上述数字经济报告的一个重要倡议——全球应为数字经济提供包容性成长的政策环境，明显有着更为深广、但又切中现实的考量。

就数字经济本身而言，作为“智慧经济”、但也引来一定担忧的数字经济，如马云所言，确实需要与之匹配的“智慧治理”。而无论是着眼现实、还是放眼未来，“智慧治理”实际上都有着对包容性监管的内在要求。

着眼现实，数字经济的价值是无可质疑的，对其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也毫无悬念。正如联合国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从通信、互联网到数字经济生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乃至产业基础设施，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这一点，在近几年深受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之益的我国，对数字经济作为基础设施的价值，感受其实更为明显。

也因此，我国其实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能够理解包容性监管的必要性。数字经济带给我国的，是诸多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与数字经济同属一脉的互联网新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不只是快，不只是连年的高速增长，在移动支付、物流这些典型领域，其发展对比发达国家这类行业所走过的历程，其实是越级式的，而如果没有包容性的监管，这些支撑性的经济要件，势必不会是今天的局面。

放眼未来，对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监管，多年后回头再看，很可能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智慧治理”的起跑线。长期来看，数字经济作为创新的竞争，本质上还是治理方式、监管思维的竞争，而过度监管对创新的扼杀，对于一国、一个区域来说，结果很可能是错失一轮最重要的时代机遇——19世纪的英国因为出台限制机动车行驶的“红旗法案”，从而失去了成为汽车工业强国的机会，今天的欧洲由于规避风险重于鼓励创新的保守思维、风险投资的土壤贫瘠，导致该地区多数创新型公司要么难以越过初创阶段，要么把业务移出欧洲，少数成功案例，背后也有被苹果、微软等公司收购的股权转移事实。

 从联合国的报告本身来看，其之所倡导全球为数字经济提供包容性成长的政策环境，核心在于数字经济具有的普惠属性，而这也意味着，数字经济在与全球化这个关键经济命题的互动上，实际上自带一个良性发展的坚实基础。对因利益失衡而导致的全球化变局，数字经济提供的普惠方案更易受到认可。

目前最佳的佐证可能是，作为一项能够惠及全球的普惠贸易机制，马云2016年倡议发起旨在推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发展的eWTP，不仅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而且已落地亚、欧、非三大洲。而在联合国的报告所援引的案例中，包括拥有千万中小企业和个人卖家的淘宝、服务超1500万小微商家的网商银行，这类数字技术普惠的例证所传递出的普世价值，也不难得到全球的体认。

在当下放眼全球数字经济领域，我国实际上已经是最典型的正面案例，联合国的报告，实际上也反映了马云对数字经济强调鼓励创新重于过度担忧的一贯态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认同报告提出的建议。他在联合国电视台的采访中表示：“今天我看到了更多的开放性，今天我们需要数字合作，今天我们需要一定的治理措施——有限的、智慧的监管。”数字经济是一日千里的经济形态，这决定了包容性的监管势必会成为“智慧治理”的起跑线，而从全球化的意义上讲，站在这条“起跑线”上的参与者越多，人类整体的受益也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