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国英

全面扩大开放，首先是对内开放。

在银行业，4年过去了，民营银行走出了第一步，但仍然是新事物，仍有潜力尚未释放——自2014年首家民营银行开业以来，已经有17家民营银行成立并运营，但除了“自带流量”的网商、微众，其他民营银行均发展迟滞。

据监管部门此前发布的数据，2017年，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合计达约252万亿元，其中民营银行总资产为3381.4亿元，占比不足万分之十四；整个银行业内的金融机构实现净利润2.2万亿元，但整个民营银行的净利润仅为19.67亿元，占比不足万分之九，其中威海蓝海不仅未能实现盈利，反而亏损了近一个亿！

与惨淡的现实相反，民营银行应该成为整个银行业转型的关键先生。

民营银行的机制更加市场化。

投资收益和风险自担相一致的特征，不仅完全符合市场规则，也驱使着民营银行不得不去挖掘客户、增加收益；作为由民间产业资本发起的主体，民营银行具有上下游信息采集和深耕于草根客户需求的天然优势；作为新的金融供给主体，民营银行完全可以将资金引入到融资难的民营或初创的中小企业中，更大程度发挥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填补我国大型金融机构未能覆盖的市场。

民营银行更方便尝试业务创新。

随着观念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对于金融和资金的需求都在与日俱增，但传统银行服务却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门槛高、不方便等诸多痛点，而“船小好调头”的民营银行不仅能够完美解决这些问题，还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采取全程网络操作，为客户提供数据化、规模化、批量化的服务。

政策的方向也足够明确。

“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在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被确定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此前，银行业协会秘书长黄润中也透露，目前，监管层在民营银行的审批上仍是放开的，没有进行限制。

事实证明，在传统银行没有尝试的领域，民营银行已经做出了成功的产品创新。但亟待监管的认可。

比如在负债端，受制于资管新规，民营银行在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上都难以发力——后者是大中型银行的揽储利器，但这也催生了通过转让定期存款收益权，从而使存款人可以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又不损失定期利率的“智能存款”。而本质上，这类产品创新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并没有引发额外的风险，因而值得监管部门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

民营银行的难题，更多是略显滞后、不甚公平的监管造成的。比如，民营银行在线下网点上只被允许采用“一行一店”模式，而且远程开户在业务权限上极为受限，这与民营银行的负债端融资成本高企应不无关系。

为民营银行关上一扇门，就要打开一扇窗——“一行一店”的特殊模式，决定了民营银行只能更多依赖互联网，及其技术和模式创新，这其实是未来的方向，同时也意味着民营银行和传统银行有了一些本质的区别，不仅成本结构不同，长期来看，线上经营的成本也应该低于线下的传统银行。这样一来，就应该允许民营银行和传统银行采用不同的定价模式，并且在技术成熟的条件下，尝试逐渐放开远程开户的业务权限。比如在定价模式上，此前银监会鼓励的“固定利率+浮动利率”的硅谷式“投贷联动”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之，作为扩大对内开放的一个重要领域，民营银行尚在需要呵护的起步阶段，与此同时，传统银行业日薄西山，轻型化、综合化、市场化和数字化都是既已确定的转型方向。相较而言，传统银行转型难，而民营银行作为新生事物，在更加包容性的监管政策下，一步到位更容易。

事实上，银行作为一门短期投入巨大，但回报相对缓慢的生意，仅此一点，就决定了在我国民营银行起步的历史性时刻，监管政策和社会大环境应有足够的包容度。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我国全面扩大开放和新技术浪潮的背景下，创新不仅是民营银行的出路，也是整个银行业转型的出路。民营银行现在是银行业开放的风向标，未来可能就是行业转型、创新的领头羊。

民营银行就一定需要含着流量的金钥匙出生吗？其实也未必。毕竟民营经济有尚未满足的需求，民营银行有模式、技术创新的时代红利。民营银行真正需要的，是社会的理解和监管的继续开放。